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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服能否成为一种终极时尚？
制服考古
所谓制服，既可以是某一行业或职业所统一穿着的具体服装，也可以是特定人群中隐形的着装规范。但究其本质，都是要把穿着者的个性约束在职业本身所必须传达的公共形象之下。这一准则显然和普遍认同的时装向左。然而，向来淘气的时装界，却善用挪用､借取､剽窃､戏拟和并置的后现代手法，把制服元素时装化。可能我们自己都未意识到，我们今天的许多穿着，都留有浓重的旧时制服的痕迹。另一方面，制服本身也在发生着改变，时装设计师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制服的设计中。看来，个性和共性并非总是格格不入的。
古代的许多制服并非功能至上。古罗马轻步兵在头盔上包裹一圈狼皮，有威慑敌人的作用；而那边厢，古罗马人的死对头汉尼拔则为他的士兵们装饰了豹子皮。这种从狩猎工作中传承下来的男装装饰法，也曾在《西游记》中看到过。孙行者打死猛虎后，缝制了一条虎皮裙，新衣穿上后，第一句便是向唐僧炫耀新扮相。中世纪的土耳其士兵更是夸张地用羽毛和皮草装饰军服。这种浮夸的制服风格，在17世纪达到顶峰，有人总结彼时的军服风格为“融合了残酷的战事功用，以及精致的巴洛克风格的结果。一时间，成为欧洲男装风尚的模板。”直到今天，白金汉宫哨兵的头上还顶着风格华丽，却百无一用的熊皮帽，只不过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当下，才甫有被喊停的危机。这种炫耀的风格，对于激励士兵的自豪感绝对有好处，把个人的力量，凝聚成集体的战斗力。
事实上，美丽的制服并不实用。从这点看，制服确实具有不容小觑的时装性。欧洲军事制服向来就是讲究装饰的男装时尚的标杆，从古罗马､匈牙利､法国､英格兰､苏格兰再到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，对华丽的制服都相当讲究。然而，莎士比亚则有不同意见，认为军服华丽的部队，必定是失败之师。保罗·富塞尔在《品味制服》一书中，描绘了二战期间意大利士兵壮观华丽的制服后，总结他们的失败道：“其咎不仅仅在于官兵，而更在于军服设计师。”而美国人如神兵天降般来到欧洲参战后，拥有华丽制服传统的欧洲人大失所望，因为这些怎么舒服怎么来的美国人实在不像他们所想象的士兵。当然，这也附和了马克·吐温对美国人面貌的描写——“十分随意”。也许正是这种随意精神，使得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成为时尚真正意义上的重地。
解析制服情色密码
毫无疑问，制服在利用干净的线条以及潇洒的廓形方面，确实一直领先着男性时尚，用以张扬一种权力､地位和能力。然而，正是这些作用于心理的设计元素，使得制服成为一粒强力春药。
以纳粹制服为例，它们看起来实在诱人，拥有笔挺的廓形､紧身的高领夹克､微微耸起的帽子､马裤和黑油油的亮皮靴。艺术家Tom of Finland在年轻时，便曾深受纳粹制服的诱惑，曾在无数个夜晚在被窝里偷偷捧着纳粹的黑皮靴，做着无边的春梦。藉由无数类似Tom of Finland这样的流行艺术家，通过低俗的酒吧表演､绘画､电影､时装等流行文化渠道，把纳粹制服和情色意味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苏珊·桑塔格曾浪漫无比地描绘过党卫军制服，她写道：“其颜色是黑色，其质地是皮料，其诱惑是美丽，其理由是诚实，其目的是狂喜，其幻象是死亡。”又为其增加了一层虐恋心理。
而水手们在迎来送往的码头，兼职充当男妓的历史也颇为悠久，水手制服因此而显得色意盎然，尤其是他们的制服不仅紧身，而且裤子宽大，在行走的时候裤脚飞舞着，相当迷人。
穿制服的女性也无比诱人，在中国普遍“不爱红妆爱武装”的年代，许多战争电影里必定有一个侧戴小帽的伪蒋政府的女秘书或女特务，这种代表了腐化､堕落，色诱我党干部的女性形象，是那一代青年隐藏的性幻想对象。女性版本的军服不仅在解放后的中国曾经成为举国时尚，在19世纪的苏格兰高地的上流妇女间，也颇为流行。当然，更多的女性制服存在于服务业里。
姜文在电影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里，对护士服有过非常精彩的描绘。他为陈冲精心挑选护士服款式，并为她配搭黑色的内衣，使其若隐若现于洁白紧身的护士服下。在小号的巨大声响下，把护士服表现为神物。而与Louis Vuitton合作的艺术家Richard Prince也习惯于以护士形象入画，他本人认为他一直用艺术的形式，制作山寨版的低俗色情刊物的封面，而最常见的便是护士形象。白色紧身的护士服，结构非常紧凑，但打针､量体温等护士常见的动作，伴随有“插入”的隐喻，在代表了卫生和纯净的白色的映衬下，使得护士形象演化成既具攻击性又无比孱弱。
制服本身不仅具有时尚性，更承载了职业本身所需传递的公共形象。因此，在时尚性与性心理的双重作用下，很多制服成了情色道具。然而，制服的元素真正走入时装领域，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民用化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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